本文刊载于《探求》2025年第6期

引用格式：朱寿桐.新工业文明视域下粤港澳大湾区文化标识性概念建构[J].探求,2025,(6).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做出具体部署，明确指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这是“新大众文艺”概念首次出现在规划建议中。而广东是“新大众文艺”实践的前沿阵地，其新大众文艺发展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新工业文明紧密交织在一起，互动共生。在新工业文明映照下，在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文化创新的驱动下，大湾区文化蓬勃发展，广东新大众文艺实践彰显价值张力。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需要从新的实践中凝练新经验与新理论，这凸显了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标识性概念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一、新工业文明推动了新大众文艺的兴起及相关研究

当前，随着新工业文明的发展，信息技术革命日新月异，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文艺的创作方式、呈现形态、传播方式，推动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发生深刻变革。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大众文艺应运而生，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也方兴未艾。

2024年《延河》杂志刊发《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一文，首倡“新大众文艺”，随后文化界理论界持续展开热烈讨论，形成全国性的热点文化现象。作为一个新概念，“新大众文艺”从提出到一年后被写进党的文件，体现了新时代“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要求。《求是》杂志2025年第19期刊登了题为《推动新大众文艺健康发展》的专访，认为“新大众文艺是在党的领导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滋养，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时代变革，人民大众担当主体、主创、主角，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终端等新技术新工具，突破传统文艺生产传播流程，创新文艺形式和表达方式，呈现共创共享的一种新型文艺形态”。

可见，从新型工业化到技术的革新，再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变革，体现了新型工业化—新质生产力—新技术—新媒体—新大众—新文艺的发展轨迹，新工业文明可谓是新大众文艺产生的根本驱动力，也是推动新大众文艺发展的核心引擎。而“新大众文艺”作为新时代新征程文化研究的新概念，体现了我国学术界文化界加快建设文艺评论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自觉，以及对自身文化主体性的体认。从“新大众文艺”概念的形成与认同过程，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关于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有益启示，由此也可以观照新工业文明视域下粤港澳大湾区文化标识性概念建构问题，提炼出立足社会实践、扎根文艺实践、具有湾区特色的自主文艺评论话语。

二、从“打工文学”到“素人写作”：新工业文明赋能大湾区文化研究

新型工业化正通过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技术深度赋能粤港澳大湾区，推动产业升级和区域协同发展，也推动了新大众文艺的湾区实践。在新大众文艺的时代浪潮中，广东的表现特别耀眼：东莞“素人写作”群体的崛起、传统文艺的数字化传播、短视频与直播赋能乡村文艺蓬勃发展、网络文艺国际化传播探索等等，共同构成了广东新大众文艺的繁荣景象，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发展的靓丽风景。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点赞处在“新工业文明”中心区域的大湾区，点赞这里一直活跃的文艺评论界。在新工业文明的典型环境中，这里的文学评论一直非常活跃，其标志便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重要的文学评论概念往往从这里出发，并且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甚至是全国性的影响。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的历史关头，在我国新工业文明的启动状态，这里出现了“打工文学”的潮势，相应地也出现了“打工文学”的重要概念。“打工文学”是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学者、文艺评论家贡献于中国文坛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在新工业文明发动时期由大湾区文化界概括甚至发起并加以深度发掘的文学现象。“打工文学”受到全国文化界的普遍关注，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到本世纪初，几乎所有著名文艺评论家都关注过或参与讨论过“打工文学”。

在新型工业化情境下，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都市生活方式的变化，借着新技术发展，以普通人的职业和生活记录为主要内容的非专业写作现象——“素人写作”在大湾区兴起，这是新大众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普通劳动者通过文学记录生活、表达情感的趋势。

所谓“素人写作”，是指来自社会各阶层和行业的普通人，尤其是远离文学行当甚至是没有经过文学历练的文学“素人”，通过非专业性的创作本色地传达特殊的生活经验的文学现象。这样的写作多采用非虚构形式或诗歌体裁，常常以第一视角呈现基层劳动生活，语言质朴真挚，结构自然流畅，角度新颖独特，代表作品有《我在北京送快递》《赶时间的人》《我的母亲做保洁》等等。“新大众文艺”从内涵到外延显然都是对“素人写作”概念的大幅度延伸，不再强调文学主体的“素人”身份，甚至将网络文学、微短剧等新业态都计算在内，甚至强调作者构成的群众与精英的融合，即“新大众”。

回溯20世纪20—40年代的大众文艺实践，即便如张恨水（张心远）、平江不肖生（向恺然）等以通俗化为明确创作目标的通俗小说作家，其作品仍带有鲜明的引导性特征。他们虽采用章回体、民间叙事等贴近大众接受习惯的艺术形式，但创作过程中往往以自身的认知框架与价值判断为核心，在故事编排、人物塑造等环节隐含对大众审美取向的引导，本质上仍延续着专业创作者对大众文艺发展方向的主导性。在此模式下，普通群众更多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难以参与文艺生产的核心环节。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彻底打破了这一长期由精英主导的大众文艺生产格局。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写作从以往需要专业训练的技能，转变为普通群众皆可参与的日常行为，文艺创作的技术门槛与专业门槛大幅降低。同时，微信公众号、抖音、小红书等自媒体平台的兴起，直接绕开了传统出版机构的内容审核与渠道分发壁垒，使大众创作无需依赖专业媒介机构即可实现广泛传播。这种低门槛创作、便捷化传播的双重环境，为素人写作的大规模兴起提供了必要的生长土壤与制度条件。

从文艺创作主体来观察和思考文学的价值转向问题，体现了“素人写作”命题的重要理论意义。传统大众文艺与新大众文艺的核心分野，并非体现为通俗化程度的深浅之别，而在于创作主体的价值定位发生了本质性转变。在传统大众文艺的生产逻辑中，专业文艺从业者群体构成了其价值参照坐标，创作活动的展开始终围绕这一群体所确立的审美标准与价值导向进行。与之不同，“素人写作”这样的新大众文艺以普通大众的自我表达为核心诉求，侧重于满足民众的情感宣泄、生活记录与社交互动等现实需求。这种创作价值逻辑的代际更迭，从根本上重塑了文艺生产领域的底层关系结构。

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的发展格局来审视，其实，澳门文学早就为“素人写作”的可能性作出了历史的实验。澳门文学虽然没有像金庸、余光中那样声名显赫、影响力深远的“参天大树”式作家，但是，借助社团资助的出版机制，澳门形成了一种“绿草如茵”般充满生机的文学生态。在这种环境下，只要创作者有写作意愿，其作品便能得以印刷传播。创作者们并非着眼于进入文学史或学术理论的视野范围，单纯只是为了实现自我表达与交流分享。这种文学生态与新大众文艺的特征高度契合，二者都有力地打破了“经典化”对文学生活的长期垄断，促使文学回归到大众精神实践的初始属性。文学不再只是少数专业人士的专属事业，而是成为普通大众记录生活日常、表达内心情感的实用工具。无数个“素人”可以在这里圆他们的文学梦，这样构成“绿草如茵”的文学生态，其风景依然令人难忘。因此，文艺评论不应仅聚焦于“参天大树”式的经典作品，亦需关注“绿草如茵”的大众创作。唯有兼顾不同层级、多元形态的文学实践，才能完整把握文学生态的全貌，最终推动文学回归大众精神实践的本质属性。

在探讨素人写作给文化研究带来的新命题时，应该特别留意处在“新工业文明”中心的“世界制造业名城”东莞，以及广州、深圳、香港等大湾区中心城市的文化实践。东莞作为新大众文艺发展的重要场域和典型样板，其相关探索或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新工业文明与新大众文艺的关系。《探求》杂志专栏推出的《新工业文明语境下“新大众”的文化主体性构建》一文，从国家战略出发，以东莞为研究样本，指出：新大众文艺是国家文化战略指引、技术普惠趋势与基层个体意识觉醒三者同频共振的产物，揭示了技术理性对于文化生态的影响。由此可见，文化研究和文学评论应勇于跳出“优选法”与“经典化”的单一研究框架，转而从生态完整性的视角审视文学与社会、与大众之间的关系。

三、新工业文艺研究：“新工业文明”映照下大湾区文化生态的壮丽呈现

新时代以来，广东以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推进制造强省建设为契机，出现了在“新工业文明”统领下的“新工业文学”“新工业文艺评论”等概念。而《探求》杂志专栏推出的《粤港澳大湾区新工业文艺的发展与研究》一文，更是创新性地提出了“粤港澳大湾区新工业文艺”的标识性概念，彰显了文化学者的理论自觉、“与时代同行”的使命担当。

从“打工文学”到“素人写作”，再到“新工业文学”“粤港澳大湾区新工业文艺”，这些产生于大湾区的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自主文艺评论话语的渐次面世，体现了在大湾区飞速发展的新工业文明基础之上的艺术绽放和理论绽放。这些理论概念的产生扎根于相当厚重的社会生活基础和文化基础，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都起到了繁荣本区域的社会主义文学、活跃本区域的文艺评论、增强本区域文化研究影响力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在新工业文明的时代条件下为其他地区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镜。概念群凝结着个体本位立场、日常生活美学、都市叙事和地方路径，呈现了湾区的文化风尚、精神气象和艺术韵味。

随着时代的进步，“新工业文明”的内涵也不断丰富。它具有强悍的生命力，因为它与包含着科技革命能量的“新工业”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与现代科技文明的进路与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它的内涵在理论表述上也许还不够完善，那是因为它所涵盖、涵指的“新工业”仍然处在不断发展、不断更新的状态。在新型工业化的时代背景下，高科技越来越有可能化育成为一种“总体性权力”，类似“手机控”“电子商务”“电子银行”等生活新形态，已经在建构网格化生存格局，这些都将成为“新工业文艺”面对的社会新状态、新问题。“新工业文艺”所提示的其实是科技创新与人类文明命运的关系。一方面是新型工业化的突飞猛进，另一方面是对唯科学主义的反思和“后人类社会”的忧思。如何现实地理解和科学地阐释这种关系，是“新工业文艺”显示自身文明话语品质的理论契机。

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的进一步推进，未来应该特别关注“新工业文明”研究，加快构建面向自主知识体系的文化标识性概念。诚如《粤港澳大湾区新工业文艺的发展与研究》一文提出的“粤港澳大湾区新工业文艺”，是扎根于新工业文明实践，又具有鲜明的大湾区特色的标识性概念，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学术概念。粤港澳大湾区应有相应的学术自信，系统构建“新工业文明”的研究体系。“新工业文明”的研究价值不仅在于为“素人写作”与区域产业文化的融合提供衔接支点，更能从地域实践层面为理论之树提供新的思路，从而推动新大众文艺的繁荣发展。

资料来源丨探求杂志

一审 | 张　璇

二审 | 刘　浩

三审 | 何　伟